花与树正在文明流传中的三个误解2019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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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北京晚报》书乡周刊采访的时候,周文翰说,写作中对个人触动最深的是向日葵、指甲花、菩提树等这些曾经在个人经历中出场、亲身接触的植物,“可能我小时候接触他们的时候都关注吃、用、玩,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一追究历史来源、文化含义,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都是比较晚才流行的外来植物、或者在文化上有‘误会’、‘升华’的东西,挺颠覆之前的‘习以为常的文化观’的。”例如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年轻人视向日葵的寓意为生命力的张扬,这都是近三十年来传媒宣传的结果,500年前的中国人可能还没见过葵花籽这种东西呢。

  向日葵原产美洲,是殖民者把向日葵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大概也是在明代中期从南洋─——那时候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已经盘踞在那里——传到中国的华南、华东。在梵高绘制的向日葵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之前,向日葵在欧洲似乎只是花园中普通的观赏植物而已。生前藉藉无名的梵高在20世纪初被欧洲艺术界重新发掘和认识,但成为“众所周知”的文化偶像要拜美国发达的大众媒体传播:1934年,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梵高传》问世,成为大众畅销读物;1956年,好莱坞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来斯通的书50年间更是陆续翻译成8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2500万册。梵高其人其画早在20世纪初就由去日本、法国学画的留学生传回中国,但是那时候还仅仅为油画界熟悉, 到改革开放后,他的绘画和生平才获得广泛传播——以1982年《梵高传》的出版和热销为代表,梵高成为文化界都知道的“典故”,他身前和身后的对比、困苦而疯狂的经历影响了很多人对于艺术家角色的想象。

  在古代,帝国的扩张、使节的往还、僧侣的传教促进了植物的传播和植物知识的扩展,但一种花木能否得到广泛传播、种植往往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和缓慢的人为改造。而大航海后的植物传播以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全球经济体系对资源的商业开发为基础,波及规模和推进速度前所未有,一旦有市场需要或者进入公共建设范畴,就会形成规模化的开发,再进入全球的需求市场和知识体系的循环建构中。例如法国梧桐在中国的普及就是城市规划的结果。

  《花与树的人文之旅》最后一篇写“野草”,和其他篇章写一两种具体花木的篇章写法完全不同,之前的篇章都是像侦探一样追踪、评论植物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语境下如何被认知、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而“野草”这一篇就像站立在草丛前的一个迷惑的观察者,在从空间上的各个角度观看、思考一片无法给予确定文化含义的景色,想努力和天地自然对话。

  周文翰说,因为这是一本跨地域、跨文化、跨学科的书,希望读者和我一样能够从“本土”、“自古以来”、“习以为常”的视角走出去,看看古代人、外国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认知植物、如何给予植物文化意义,我希望能在观念上、形式上都有“打破常规”的可能性。所以这本书虽然整体基本上是每章写一两种花木,但是我特意在中间插了一章是关于真菌类的“灵芝”,最后则是写集群性的“野草”的,希望本书也能“打破常规”。“不像花,那种炫目的色彩诱惑人命名它、辨认它;而草,数千万、亿万的草,简单地称为野草就够了。丛生的野草不是聚集于某一中心挺立、绽放,而是弥漫于天地之间的繁茂生命,没有事先确定的线索,没有合理的距离,没有规定的连接,将我们带向大地的尽头,带向弥散性的空间。” 李峥嵘

  “玫瑰花”在最近二十几年随着爱情小说、影视剧之类大众媒介和商业推广的深入人心,已经成了中国城市人心目中的爱情之花。而在一百年前,中国和爱情有关的花木是香草、红豆、莲子、并蒂莲乃至任何树木的连理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诗人王维这首平白的诗歌打动过许多那个时代的有情人。不过,王维写的可不是我们今天常吃的豆沙包、豆沙月饼乃至红豆沙冰棍里用到的食用红小豆(Vigna angularis),而是指含羞草科植物孔雀豆(Adenanthera pavonia,又称海红豆)或者豆科蝶形花亚科相思子属的相思子 (Abrus precatorius)的种子。后两者植物的种子都含有毒成分,只能用来观赏而无法当食物吃。

  汉魏之间中原人眼中的“相思”标志是鸳鸯以及泛指的相思树,晋代干宝给当时广泛流传的韩凭夫妇殉情的故事增加了“死后化生相思树”的情节。随着汉帝国向南方扩张,北方文人开始接触南方树木所结的红豆。东汉末年曾在华南住过的刘熙记载当时的福建有一种叫“相思”的大树,“其实赤如珊瑚,历年不变”。大概当时人把北方文人讲的相思树的传奇套在了孔雀豆这一树木身上,其豆子开始被人珍重保存、互相赠送。

  和玫瑰有关的2月14日情人节是非常晚起的习俗,14世纪以后才有人开始将圣瓦伦丁节作为节日,并逐渐和玫瑰花联系起来,随着20世纪的大众传媒传播到世界各地。2月14 日在欧洲也并不是人人认可的情人节。比如我在西班牙看到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人把4月23日的圣乔治节(Sant Jordi)当成情人节。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东方摩登都市上海,浓艳的紫红色玫瑰被称为“洋月季”, 是引进的欧洲杂交新品种,它的象征意义和情人节这种习俗一起传扬开来,成为时髦的象征。作曲家陈歌辛在1935年创作出《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曲子,后来不仅走红上海滩的歌厅,还在“二战”后飘到美国,有了爵士乐演绎的版本,现在很多人还以为这是美国原创的歌曲呢。

  不过玫瑰这种今天看来如此“西方式”的花木,血亲之一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东部和中部的花木,它在过去两百年混合了中国人称为月季的花的血统,20世纪又以洋派的姿态登陆上海、北京、广州,造成新的潮流。

  对欧美人来说,中国人所谓的“玫瑰”和“月季”、“蔷薇”一样都属于蔷薇科蔷薇属,蔷薇属下的250多个品种在国外都被统称为“Rose”——近代以来中文翻译成“玫瑰”。可在中国的古书里乃至现在都还有很多人习惯性地把每年能多次开花、花朵大、叶泛亮光、枝粗刺少、单生的品种称为月季;花朵最小、丛生的称为蔷薇;花朵居中的、叶无亮光、叶多刺多、能散发香味提炼香精的称为“玫瑰”。也许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古人说的玫瑰每年只开一次花。

  但是当20世纪初欧美的一些蔷薇属花木引进中国并被翻译成“玫瑰”以后,中国传统的“玫瑰花”和“月季”之分开始失效,大家逐渐把常见的花朵大、颜色浓艳的那种花都叫玫瑰了。

  二十几年前还没谁觉得玫瑰代表爱情,“情人节”还仅仅是报刊书本上的“外国习俗”。但1992年以后情人节在大城市越来越流行,并随着大众传媒波及全国。

  就像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所说,现代社会中的消费者更大程度上买的是商品代表的意义及意义的差异,而不是具体的物的功用。通过情人节这个洋节带来的“时尚仪式”让花木的意义转化成新的价值,“玫瑰”就这样和“月季”这个本土名字区隔开来,成为都市时髦群体共同追求的新符号,以后又慢慢通过报刊电视向更大层面传播开来。

  世界上最著名的那棵菩提树(Ficus religiosa)在印度,在菩提伽耶。释迦牟尼在树下的悟道带给后世万千信徒新的生命路向。

  据说,菩提树最早是在502 年梁武帝的时候由印度僧人智药三藏航海引种到广州王园寺(光孝寺)。禅宗六祖惠能即在此菩提树下剃发,开东山法门,且写下著名的偈句: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惜原树在宋代已经湮灭,现在殿后的那一株是清代中叶补种的。现在国内只有泉州开元寺、广州六榕寺有古菩提树。

  据《旧唐书》记载,印度北方的摩迦陀国曾遣使向长安的唐代皇帝朝贡菩提树。但是,菩提树这种热带树种在北方是无法生长的,至今北京两家植物园里的菩提树——分别是印度和斯里兰卡政要赠送的——还只能生活在温室中,所以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中原诗人们写到的“菩提树”多数是出于误认和文化想象,和真实的菩提树这种植物不一定有关。

  如唐代诗人皮日休写到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菩提树”就不是印度的那种热带植物,而是温带的椴树。天台山僧众的“错认”远播海外,连日本、韩国的寺观也把椴树当作菩提树。而在北京,紫禁城英华殿院子里的两株椴树也被明清两朝的皇帝们当作“菩提树” 认真对待过几个世纪,写过的诗文就有好几首。

  中国人对菩提树的误认也映射在文化交流和翻译中,如晚清、民国有人把柏林的“椴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叫“菩提树下大街”,连德国人用椴树的花、叶泡制的茶“der Lindentee”在中国也被翻译成“菩提茶”。其实, 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气候和中国北方差不多,在露天是无法种植菩提树的,他们种的是小叶椴。

  这种误认并不仅仅是知识上的错位,也是文化上的“误会”——要么是近代最早到柏林游历的日本人误认柏林的椴树为菩提树,而后这种说法又传到中国;要么就是那些早期到柏林留学的江南学子见到柏林的椴树和他在故乡的寺观常见的所谓“菩提树”长得一样,就把这条街叫作“菩提树下大街”了。

  在国内,从南到北的寺庙里差不多都有自命的“菩提树”,江南寺庙的椴树、无患子树,黄河流域的银杏树,只要是古老高大的树木都俗称 “菩提树”,青海的塔尔寺干脆用一种暴马丁香树(Syringa reticulata)当“西海菩提”了。

  当代爱情小说、电影里常有恋人在“法国梧桐”的荫蔽下漫步的场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法国”和“巴黎”代表的是摩登的新世纪,和激情的恋爱相结合,形成隐私和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的浪漫世界,具有生动的画面感并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奇妙的是,植物学家考证出来,诸如上海、南京等很多中国城市街道上的“法国梧桐”学名叫做“二球悬铃木”(Platanus×acerifolia),是近代才引进到中国的,和唐宋元明清的诗人们看到的“梧桐”在植物分类学上来说并没有多大关系:原产地是中国、日本的梧桐(Firmiana simplex)是梧桐科的落叶乔木,它和同名为“桐”的所谓 “法国梧桐”以及油桐(大戟科)、泡桐(玄参科)都没有亲缘关系,可是普通人却因为它们在树干、枝叶上的类似而称之为“桐”。

  街道上的“法国梧桐”和中国古典院落里的梧桐,就成为两个世界互相折射的对象,或者说,是把一个外来的树木嫁接在中国传统意境上。

  有着吉祥意味的梧桐树很早就是一种庭院用树,汉代的皇家上林苑里就有“椅桐、梧桐、荆桐”三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常写到庭院中梧桐的身姿,前秦的皇帝苻坚更是“以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即便到明清时期,怡园还有“碧梧栖凤”之榭,拙政园也在“梧竹幽居”里将梧桐和翠竹搭配在一起。古代传说梧是雄树,桐是雌树,梧桐相依为命同生同死,且梧桐枝干挺拔,根深叶茂,可以象征忠贞爱情。《孔雀东南飞》里就有“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描述。

  可从唐代以后梧桐就常常和雨连在一起,白居易《长恨歌》里“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是先声,南唐后主李煜从“春殿嫔娥鱼贯列”的皇帝生活沦落到“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闲人,难免感伤。在他以后,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就更加幽怨,梧桐、芭蕉都要和雨点亲密接触,落叶的衰败景象和落雨的声响交织出无穷的离愁和凄凉。

  20世纪初的“法国梧桐”学名叫做“二球悬铃木”。17世纪西班牙人将三球悬铃木和来自美洲的一球悬铃木(Platanus occidentalis,又称美桐)种植在相近的地方,偶然杂交出二球悬铃木。苏格兰的园艺家安通(William Aiton) 在1789年首次用英语描述这种植物的时候还称之为“西班牙悬铃木”。19世纪二球悬铃木作为园林景观植物和城市绿化植物在伦敦开始流行,因此英语和一些其他西方语言称之为“伦敦悬铃木”。1902年起,法国人开始在淮海路上种植这种“伦敦悬铃木”,上海人看到是法国人引种的,就称之为“法国梧桐”。在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上海人称之为法国梧桐,全国人也就照搬了。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以后,城市规划师们也引种了大量的法国梧桐,之后一球悬铃木(美桐)也被引进,所以现在南北方很多城市既有二球悬铃木也有一球悬铃木。

  有意思的是,中国最早引种的悬铃木是1600年前就从印度传来的:公元401年,印度高僧鸠摩罗什到中国传播佛教,带来三球悬铃木种在陕西户县古庙前,这棵树因此得名鸠摩罗什树,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枯死,现在有的只是后来补种的小树。鸠摩罗什树在小县里安静地待了上千年,没有得到过广泛的引种——连西安的行道树也是“法国梧桐”和“美桐”。

  鸠摩罗什树和“法国梧桐”的不同命运是由两种传播方式的差别造成的,这位佛教传教士带来的树种能否得到广泛传播,取决于个人力量和一系列偶然因素,而法国梧桐进入中国可以说是由经济体系和城市管理知识系统推动的:行道树,它是和近代建立的城市规划、道路系统的整体机制设计有关,在伦敦、巴黎的林荫大道上流行的树因此得以引进到上海的租界,用它整齐的绿叶覆盖刚开辟的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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